在公益與私益之間尋求平衡

1、1在公益與私益之間尋求平衡在公益與私益之間尋求平衡【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45條將“被保險人因故意犯罪致死”視為保險人的法定免責事由之一。這條規(guī)定雖然有助于維護社會安寧及善良風俗等公益，但卻損害了無辜的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等私益，違背了“刑罰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則，進而有“株連九族”之流弊。因此，應對此條規(guī)定進行反思與重構。在解釋論上，應當破除在人壽保險領域內故意犯罪致死“不可?！敝懊运肌痹诹⒎ㄕ撋?，應在公益與私益

2、之間尋求平衡，以充分發(fā)揮人壽保險制度之良善功能?！娟P鍵詞】人壽保險合同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免責事由可保性在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壽保險合同中，當被保險人因故意犯罪而死亡時，受益人能否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一直是國內外備受爭議的問題。從我國保險立法而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于1995年制定之初，在立法政策上將“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作為保險人當然免責的法定事由2009年《保險法》第二次修訂時，上述立法政策并未

3、改變，修訂后的《保險法》第45條規(guī)定：“因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強制措施導致其傷殘或者死亡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然而，由于該條規(guī)定中所采“故意犯罪”一詞本身含義太廣，使得司法認定上易流于形式乃至泛濫同時，此條規(guī)定有遭保險人濫用而推卸給付責任之弊，因而廣受質疑。對于此條規(guī)定，不能不引起人們反思的問題是：在人壽保險合同立法上，被保險人故意犯罪其自身死亡或者傷殘，是否當然成為保險人得以免責的法定事由保險立法所應采

4、之政策，究竟是以維護社會安寧及善良風俗的公益優(yōu)先，還是以保護保險金受益人的私益優(yōu)先，抑或兼而有之以下，筆者擬從保險政策、保險法理、保險立法等方面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以期對我國保險法的理論與實踐有所助益。3能性純屬虛構”。因此，所謂“助長或者鼓勵”被保險人犯罪之推論，實有夸大事實之嫌。(2)過分夸大了在不給付保險金條件下對被保險人故意犯罪的“威懾效應”。雖然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懲罰，但通過免除保險人給付責任之途徑以示懲罰被保險人的

5、故意犯罪行為，其威懾力如何，值得懷疑。英國保險合同法學者克拉克教授曾指出：“過去對于因犯罪被處決的人的人壽險法院不予強制執(zhí)行。有人認為原因之一就是執(zhí)行保險將減少人們對犯罪的反感，即減少我們對相關狀況是否良好的關心。但將威懾作為不強制執(zhí)行原則的基礎是很薄弱的……對這一假定的最好回答將是提問，當死刑都不能阻止一人的罪行時，取消此人的生命險將有一種什么樣的犯罪威懾力呢”(3)違背了“刑罰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則。在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

6、件的人壽保險合同中，一般指定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為受益人，受益人大多是因為被保險人的死亡而喪失了扶助或扶養(yǎng)的人。在此情形下，如僅以被保險人所為者屬一故意犯罪行為，就全部剝奪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險金權益，此種立法規(guī)范實際上已違背“刑罰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則，有“株連九族”之嫌。(4)過多地給保險制度強加了作為懲罰犯罪之工具的功能。保險作為人類社會之良善制度，具有分擔損失、保障生活安定之功能若強加給保險作為懲罰犯罪之工具的功能，則“買

7、保險之人，皆不能犯罪，否則，若因犯罪行為致死或致傷，則被保險人不但可能要被科以刑罰，還要受到喪失請求保險金之懲罰”。因此，誠如克拉克教授所言：“保險的可獲得性或現(xiàn)行保險的不可強制執(zhí)行性，都不會對非法或不負責任的行為起作用……單單是威懾力既不能解釋不強制執(zhí)行規(guī)則，又不能界定其范圍。如果需要威懾力，那么需要由刑法或偵察來完成，而不是通過合同法和保險法”。綜上所述，傳統(tǒng)保險立法所采之“保險人因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而免責”的規(guī)定雖是以“被保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