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學與西漢儒學之趨向.pdf

1、從儒學發(fā)展史的角度來說，儒學由孔子開創(chuàng)，孟子與荀子分別對孔子的思想在不同的路向上進行了引申和發(fā)揮，孟子著重對善的本原性問題進行了探討，重視善的內在體認與自覺，開創(chuàng)了心性儒學的路向，為后來的宋明理學以及現伐新儒家提供了思想資源；荀子則著重對善的現實化和普遍化問題進行了探討，重視善得以實現的外在力量，開創(chuàng)了經世儒學的路向，對西漢儒學的產生及其發(fā)展皆產生了深遠影響。荀學與西漢儒學之趨向主要體現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禮、法關系

2、上，荀子通過對先秦儒家關于禮、法思想的批判和總結，將禮、法結合起來，以禮釋法，以禮作為法的根本內容和價值取向；以法納禮，以法作為禮的根本形式和實現途徑，提出了禮的法典化的主張，西漢儒學在其發(fā)展趨向上體現了對荀學的回應。首先，漢初儒家在對秦代法家思想和流行于漢初的黃老道家思想的批判的過程中，在禮、法關系上實現了向荀學的回歸。法家舍禮義而惟有刑法，最終導致秦王朝短命而亡；黃老道家雖與儒家一道批判了法家嚴酷的刑法制度，但卻主張因循舊制，無為而

3、治，故而無法應對漢初復雜的政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漢初儒家提出“定經制”的思想，主張以儒家的禮義之道來建構國家的政治制度，繼承了荀學的禮法思想。其次，西漢中期，儒學取得了獨尊地位，禮法制度的設想得到了實現，在解決現實問題方面的優(yōu)勢日益突顯，西漢儒家積極地對禮法制度在現實運用中的方法進行了探討，對荀學的禮法思想進行了發(fā)展。再次，隨著禮法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應用和深入，其問題和弊端也口益暴露，發(fā)生于西漢中后期的鹽鐵會議，對禮法制度能否勝任當下

4、政治生活這一問題進行了反思，體現了西漢儒學對荀學禮法思想的批判性回應。
　　 第二，在儒士精神上，荀子在繼承儒士以禮義之道為其道統精神的基礎上，大力倡導了儒士積極入仕為政的政統精神，并將兩者統一起來，認為儒士的禮義之道正是要建立和維護統一、有序的禮法制度和政治秩序，而儒士也惟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之中方能實現其道統理想，西漢儒學在其發(fā)展趨向上體現了對荀學的回應。首先，漢初儒家一方面批判了秦代官吏道統精神的喪失，另一方面又在大一統的政

5、治秩序之中，繼承了秦代“以吏為師”和對“士”政統精神的發(fā)揚，并將兩者統一起來，展現出對荀學的回歸。其次，西漢儒家在堅守儒士道統精神的基礎上，大力倡導儒士的政統精神，逐漸突出儒家思想的功效性，并使儒術取得了治世中的獨尊地位，對荀學思想進行了發(fā)展。再次，西漢儒學在推動儒士政統精神的同時，儒術以其功效性受到了統治者和知識界的推崇，然而其結果卻一方面導致了儒士功利主義的滋長和儒士道統精神的衰弱，另一方面由于以功效性為選取儒術的標準，故而當儒術不

6、能更好地帶來當下的政治利益和行政效益的時候，便產生了對儒術功效性的懷疑，為此，西漢中后期的鹽鐵會議對儒士的政統精神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儒術的功利主義進行了反思，體現了西漢儒學對荀學關于儒士精神問題上的批判性回應。
　　 第三，在性、命關系上，荀子視人的先天情性和現實的物質基礎為不可選擇與避免的“天命”，既承認了其合理性，又認為兩者由于存在著內在矛盾，故而有“順是”為惡的趨勢，因此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通過將天命道德化、規(guī)律化，

7、最終實現天命與人性的兩得，西漢儒學在其發(fā)展趨向上體現了對荀學的回應。首先，漢初儒家一方面批判了秦代法家的“以人滅天”的思想，主張要對人的先天情性以尊重和合理地滿足；另一方面又批判了黃老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思想，認為應該積極地發(fā)揮人道的作用，對并不完善的天命以批判性的引導和改造，故而最終提出了“天人相參”的思想，實現了對荀學的歷史繼承。其次，西漢儒家繼承了荀學“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荀子將天命道德化、規(guī)律化的引導和改造的基礎上，進一

8、步地將天命權威化，解釋天命，并利用天命，對荀學的性命思想進行了發(fā)展。再次，荀子針對天命中存在的人的先天情性與現實物質基礎之間的矛盾，提出“制天命”的思想加以解決，但是隨著西漢社會的發(fā)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物質財富的增長，人的情欲也在逐漸膨脹，故而天命中的內在矛盾又再次顯現出來，即當物質財富得到增長，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滿足人的情欲的時候，人的先天情欲是否還需要節(jié)制?禮義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為此，西漢中后期的鹽鐵會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反思，體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