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派視域下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研究(1949—1976)_31961.pdf

1、1949年至1976年間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研究在我國一直處于一個被遺忘的角落，直到最近幾年才引起國內(nèi)學者們的關注。但是，學界對這一時期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而從翻譯的文化研究視域?qū)ζ溥M行的探討與研究則更少。本文主要從文化學派視域的角度對這一階段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材進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理論框架是文化學派代表人物勒弗維爾的改寫理論，又輔之以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中有關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所處的

2、地位的相關理論。在勒弗維爾看來，一切翻譯都可以看作是改寫。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的翻譯行為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從而也就使譯者的翻譯成了一種在特定文化、思想、意識形態(tài)話語中的改寫、變形或再創(chuàng)造。在這個意義上，勒弗維爾認為譯入語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詩學、贊助人是操縱文學翻譯的三種基本力量，其中意識形態(tài)對翻譯文學的制約和影響尤為顯著。
　　 由于中國特殊的政治歷史背景，1949年至1976間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被高

3、度地意識形態(tài)化，使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服從性。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始終遵循著黨的文藝方針，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保持一致，用以服從于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依據(jù)這一階段中國所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本論文研究的需要，1949年至1976年被劃分為兩個階段：“建國17年”和“文革十年”。內(nèi)容主要關涉這兩個階段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各自產(chǎn)生的社會一文化語境、翻譯選材的來源，特定語境下選材

4、的特點等。關注的焦點是通過研究這兩個階段外國文學作品的來源國、數(shù)量以及作家與文本的變化來考察在特定的社會一文化系統(tǒng)中，贊助人是如何通過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在宏觀上操縱這兩個時期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材、翻譯文學在特定時期的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的地位、翻譯文學對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影響以及譯者在翻譯選材過程中的主體性表現(xiàn)。
　　 基于所搜集和整理的大量語料，本文運用改寫理論和多元系統(tǒng)理論中有關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所處的地位的相關理論對這

5、兩個階段我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結(jié)果表明：(1)建國十七年和文革十年間的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材都受到了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的操控。但是由于這兩個階段受不同的權利話語的制約，因而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不同。正因為這兩個階段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才造成了這兩個階段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材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即“建國十七”間，俄蘇文學作品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作品得到了大量的譯介；對于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學作品的譯介，則主要集

6、中于古典文學作品?！拔母锸辍遍g，文學翻譯雖然極度凋零，但是公開出版發(fā)行較多的依然是蘇聯(lián)文學和少數(shù)“友好”國家的文學；大體上而言，歐美文學則被排斥和拒絕。此外，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也使得這兩個階段的翻譯文學在目的語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所處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也有所不同。(2)改寫理論這種描述性研究方法總體而言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適用性，對于中國翻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和借鑒性。但是改寫理論過于強調(diào)意識形態(tài)對翻譯行為的操控，而忽視了其他因素，如譯

7、者、翻譯目的等。
　　 本文運用改寫理論所做的翻譯選材研究為以后研究翻譯關系、翻譯關系所反映出來的中外文學關系以及中外關系的發(fā)展與變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具有借鑒意義。
　　 本論文共包括六章。
　　 第一章是緒言。主要介紹了本文的選題背景，意義，動機和原因，并對本研究中的兩階段時間的劃分加以說明。
　　 第二章是文獻綜述。本章回顧了國內(nèi)外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的理論發(fā)展歷程以及國內(nèi)學者對1949年至1976年

8、間的外國文學翻譯所做的研究，并對此作出了相應的評價。
　　 第三章詳細論述了本論文的理論框架，介紹了改寫理論和多元系統(tǒng)中理論中有關翻譯文學地位的相關理論；同時界定了勒弗維爾關于對翻譯作品造成影響的意識形態(tài)、贊助人、詩學因素。
　　 第四章通過全面考察建國十七年間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材產(chǎn)生的背景以及選材呈現(xiàn)的特點，著重論述了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是如何操控翻譯選材的，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這一時期譯者在翻譯選材中的主體性、翻